一所学校和一个时代的60年

第四部分：艰难岁月（1966—1976）

1966年5月，正当高中八级毕业生喊着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”，“服从祖国分配，时刻听从党安排”等口号，满怀信心忙着复习、报名、体检迎接高考，准备象65年那样在高考中再打一个漂亮仗的时候。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《五、一六通知》，到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《十六条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全面发动。鄄城一中和全国各地学校一样，也难逃这场劫难。1966年6月6日，这场劫难在鄄城一中开始。从这天起，全校“停课闹革命”，几天之内，数以万计的“大字报”贴满校园，把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事业说的一无是处，斗争矛头首先直接指向广大教师。随着高考制度的取消，该毕业的也不再毕业，全部留校“闹革命”，这样高中八级、九级和十级分别留校5年、4年和3年，直到68年全部离校还乡，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文革期间，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在学校出现。有“八.一八”，“红总”，“红指”等派别，山头林立，相互间大打派仗。接着是干部被揪斗，或靠边站，学校党组织瘫痪了，各处室及整个学校处于一片混乱之中。一中的党员干部许多被打成“走资派”、“叛徒”、“三反分子”、“修正主义分子”，大批教师被打成“反革命”、“反动权威”，特别是在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”，一中的干部和教师前后有数十人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牛棚，剥夺了自由，受尽凌辱，还有更多的人被迫劳动。

鄄城一中的红卫兵是在首部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。这些天真的青少年把学校正常秩序打乱之后，走向街头，走向社会，进行了“革命大串联”，各派学生自由结合，打起了背包踏上了赴京或南下井冈山之路。尽管广大教师这时都成了学生揪斗的对象，但一中的老师们凭着对学生高度负责的崇高职业道德和责任感，不少人虽年老体弱，但为了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，仍坚持随学生队伍出发，一路上组织、照顾学生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，从而使不少学生认识到老师仍然是自己的师长，并非阶级敌人，增进了师生感情，为后来的复课打下了思想基础。

继上海“一月风暴”之后，红卫兵很快又把斗争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和各级党政机关，直至进行“夺权斗争”。于是，学校成立了以学生为主的“革命委员会”，学生卢建刚成为当时的革委会主任，革委会副主任也由学生担任。但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是由于对党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赖，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在参加“保卫毛主席”进行“反修防修”的斗争，所以，从这个角度讲，他们也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受害者。其间，在学生主持下，高中十一级和高中十二级同时进校，共两个班，时间不长。当各公社成立高中时，这些学生又都分散回到本公社高中学习。

六十年代末，学校开始“复课”，那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。当时，教育体系已被打乱，学校工作长期停滞，多数学生素质极差，程度参差不齐，所以上课十分困难。对受无政府主义毒害极深的学生，让他们回到课堂，学习文化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而鄄城一中的干部和教师迎难而上，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使“复课”坚持下去。1972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和制造了张铁生交白卷事件，唆使青少年学生开展对“教育战线”的大批判，声言不当“五分加绵羊”的修正主义苗子。后来，在1974年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又出现了“反复辟”、反“倒退”、“反右倾回潮”的浪潮，学校又一次混乱起来。

就是在这样复杂而又多变的情况下，鄄城一中的教师和干部凭着对教育事业的信念和责任感，从最初的“复课”时起，就挺身而出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坚定不移的备课、上课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在当时，鄄城一中“复课”工作做得是比较好的，使不少学生和家长受到感动，逐渐认识到学习的重要。所以这一时期鄄城一中的学生中也出现了一批成绩优秀的学习尖子，后来考入高校，有的还出国留学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鄄城一中的干部和教师是问心无愧，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。